今年夏天，朋友的父亲在家触电，安全装置并未及时启动，他也就永远失去了爸爸。更令人悲伤的是，所有的人都在推卸责任。他找过媒体，记者告诉他，现在的时间点不太好报道，下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是，这样的事情没有多少新闻性；他找过律师，律师告诉他，官司可以打，但费时很久，律师费会很可观，而且你最后也不会有多少赔偿。

　　或许中国还是一个“人情”的社会，他放弃了舆论和法律的途径，找了一些关系，供电公司也有息事宁人的意向，“私了”的结果就是几万块钱了。

　　这样的事情总会让我悲伤，却总也挥之不去。2005年的春天，我从北京坐火车回家，目睹了一个年轻男人从火车上掉下去的情景，作为目击者，乘警留下了我的口供。那年的下半年，那个男人的一个亲戚带着自称是法律工作者的几个人找到了我，向我求证一些事实。我才知道那个男人跳下去之后头碰到了铁轨旁的石子上，当场死亡。他们现在正在和铁路局打官司，要为他的两个孩子争取一些赔偿。我答应他们可以为他们作证，说出当时的我所看到的一切。

　　后来，他们也没有再来找我。来年的5月份，我又接到一个自称是男人舅舅的电话，说他们几个人南下北上，折腾一年多，花去了好几万块从亲戚那里借来的钱，却没有得到一分钱。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，死者负全责，铁路局只需要负责1500元的火化费用。

　　父亲任职村干部多年，每隔两年就要去外地处理一些村人死亡或者受伤的例子。村人多在建筑工地上打工，不时有失足掉下来的事情，无一例外的他们的家庭都很穷，根本无法负担起诉讼的费用。父亲他们只是和包工头或者建筑公司一点点去“磨”，一点点去“耗”，然后拿到几万块或者十几万块钱，再多也没有了。他们的家属似乎更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接过这些钱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意外的感觉，他们对于能不能拿到赔偿没有任何信心。

　　□陈良飞 (北京 编辑)